美國前財政部長Larry Summers 對10月召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給出尖銳的評價。他說在全球經濟危機重疊的情況下，那次會議「除了錯失了一個機會以外，不會因為其他任何事情而被銘記」。Larry 指的是全球疫情、氣候變化、俄烏戰爭、全球通脹、佔世界人口近85%的中低收入國家的食品和能源價格不斷上漲所造成的破壞，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在應對這些問題方面的失職。他是國際非營利組織ONE Campaign的董事會成員，也和筆者一樣曾在克林頓和奧巴馬政府任職。我們有時意見一致，有時相左，無論你是否認同他的觀點，有兩件事是肯定的：他擁有驚人的頭腦和非常堅定的觀點。毫無疑問，當Larry 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本週在巴厘島舉行的G20領導人峰會上時，他也會有同樣強烈的觀點。屆時全世界將有第二次機會，對眼前挑戰採取行動：不斷匯集的危機正在衝擊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甚至是中等收入國家，共有60個國家面臨債務危機的風險。我們的研究顯示，地球上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債務危機風險最高的25個國家中。. 這些國家大多沒有足夠的財政和貨幣工具，無法像美國和歐洲那樣在疫情期間採取經濟刺激計劃。在最貧窮的國家，人們的收入下降，生活成本卻增加。雖然世界銀行和14家區域銀行曾在2019年向中低收入國家提供了共1,670億美元的捐贈或貸款，但多邊開發銀行（MDB）仍然無法提供遏制這股潮流所需的足夠資金或創造力。這一現實促使G20成立了一個專家小組，考慮如果多邊開發銀行改變其業務方式，它們可以做些什麼。該小組撰寫的《資本充足率框架獨立審查報告》（CAF）將提交本屆峰會審議。現在問題在於，G20是會採納其建議，還是會繼續把一些艱難的決定推後。CAF報告提出的五項建議包括：多邊開發銀行應調整其定義風險承受能力的方法；對可贖回資本給予更多信任；金融創新；改進對財務實力的信用評級評估；提供更多獲取數據和分析的機會。最重要的是這些改革可以釋放出大約4,000億至1萬億美元的急需資本。10月的年度會議對此發出的信號好壞參半。一些大股東傾向於支持，但沒有支持全部5項建議。各國財長也的確要求世界銀行管理層與董事會就該機構的共同願景對話，審查專家小組的建議，並製定評估建議的路線圖。.如果其成員佔世界人口60%的G20想要引導真正健康的全球經濟，它就應該根據CAF的報告，以一種既能反映自身利益，又能反映其他國家利益的方式採取行動。它應該考慮CAF的一系列建議，而不是按部就班地選擇那些最容易被採納的建議。它需要迅速採取行動，如果它要求在一年後提供更多的數據或建議，就只會招致更多的經濟衰退。G20還需要考慮的不僅是多邊開發銀行的主要股東的意見，還有它們的客戶：那些依賴G20的國家的意見。巴巴多斯的總理Mia Mottley 領導著Bridgetown Initiative，該倡議呼籲貸款人使用低息、長期債務工具為能源轉型提供資金。她說：「全球金融架構從來不是為我們設計：它是在我們還是殖民地時設計的。沒有人看見我們、聽見我們、感覺到我們的存在。」就CAF報告採取行動的緊迫性不僅是全球經濟問題，也是全球政治問題。正如Larry在談到年會時所言：「發展中國家將把我們排除在外。也許他們會讓中國參與進去，也許不會。無論如何，現在都很難相信我們會創造出我們想要創造的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正看著並非自己造成的衝擊顛覆其經濟。在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迫切需要增加多邊開發銀行資金的一方，與控制多邊開發銀行的一方之間的分歧日益明顯。筆者一些同事認為，北方國家急於確保南方成員國對其在烏克蘭的戰略利益的支持，但卻沒有問它如何支持南方成員國的戰略利益，雖然這些戰略利益目前完全集中在經濟生存上。.有一種危險是，G20對CAF建議的裁決在方向上是正確的，但過於淺嚐則止，以至於無法及時帶來變革或增加資本，以防止災難的發生。CAF改革（尤其是在優化資產負債表方面）推進緩慢的一個理由是，世界銀行可能會失去其AAA信用評級。可以肯定的是，CAF的提議的確構成有風險的轉變。但是完全根據世界銀行或其他多邊開發銀行的健康狀況，來評估風險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危險。雖然這些銀行需要保持財政健康，但真正的風險是60個或更多的國家，可能會從經濟版圖上消失；數億人可能陷入極度貧困；這種經濟分化將加速，使我們不再是單一的全球經濟，而成為兩種經濟，但其中任何一個都不能離開另一個獨自繁榮。 本文作者 Gayle E. Smith為福布斯撰稿人，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美國前財政部長Larry Summers 對10月召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給出尖銳的評價。他說在全球經濟危機重疊的情況下，那次會議「除了錯失了一個機會以外，不會因為其他任何事情而被銘記」。Larry 指的是全球疫情、氣候變化、俄烏戰爭、全球通脹、佔世界人口近85%的中低收入國家的食品和能源價格不斷上漲所造成的破壞，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在應對這些問題方面的失職。他是國際非營利組織ONE Campaign的董事會成員，也和筆者一樣曾在克林頓和奧巴馬政府任職。我們有時意見一致，有時相左，無論你是否認同他的觀點，有兩件事是肯定的：他擁有驚人的頭腦和非常堅定的觀點。毫無疑問，當Larry 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本週在巴厘島舉行的G20領導人峰會上時，他也會有同樣強烈的觀點。屆時全世界將有第二次機會，對眼前挑戰採取行動：不斷匯集的危機正在衝擊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甚至是中等收入國家，共有60個國家面臨債務危機的風險。我們的研究顯示，地球上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債務危機風險最高的25個國家中。. 這些國家大多沒有足夠的財政和貨幣工具，無法像美國和歐洲那樣在疫情期間採取經濟刺激計劃。在最貧窮的國家，人們的收入下降，生活成本卻增加。雖然世界銀行和14家區域銀行曾在2019年向中低收入國家提供了共1,670億美元的捐贈或貸款，但多邊開發銀行（MDB）仍然無法提供遏制這股潮流所需的足夠資金或創造力。這一現實促使G20成立了一個專家小組，考慮如果多邊開發銀行改變其業務方式，它們可以做些什麼。該小組撰寫的《資本充足率框架獨立審查報告》（CAF）將提交本屆峰會審議。現在問題在於，G20是會採納其建議，還是會繼續把一些艱難的決定推後。CAF報告提出的五項建議包括：多邊開發銀行應調整其定義風險承受能力的方法；對可贖回資本給予更多信任；金融創新；改進對財務實力的信用評級評估；提供更多獲取數據和分析的機會。最重要的是這些改革可以釋放出大約4,000億至1萬億美元的急需資本。10月的年度會議對此發出的信號好壞參半。一些大股東傾向於支持，但沒有支持全部5項建議。各國財長也的確要求世界銀行管理層與董事會就該機構的共同願景對話，審查專家小組的建議，並製定評估建議的路線圖。.如果其成員佔世界人口60%的G20想要引導真正健康的全球經濟，它就應該根據CAF的報告，以一種既能反映自身利益，又能反映其他國家利益的方式採取行動。它應該考慮CAF的一系列建議，而不是按部就班地選擇那些最容易被採納的建議。它需要迅速採取行動，如果它要求在一年後提供更多的數據或建議，就只會招致更多的經濟衰退。G20還需要考慮的不僅是多邊開發銀行的主要股東的意見，還有它們的客戶：那些依賴G20的國家的意見。巴巴多斯的總理Mia Mottley 領導著Bridgetown Initiative，該倡議呼籲貸款人使用低息、長期債務工具為能源轉型提供資金。她說：「全球金融架構從來不是為我們設計：它是在我們還是殖民地時設計的。沒有人看見我們、聽見我們、感覺到我們的存在。」就CAF報告採取行動的緊迫性不僅是全球經濟問題，也是全球政治問題。正如Larry在談到年會時所言：「發展中國家將把我們排除在外。也許他們會讓中國參與進去，也許不會。無論如何，現在都很難相信我們會創造出我們想要創造的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正看著並非自己造成的衝擊顛覆其經濟。在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迫切需要增加多邊開發銀行資金的一方，與控制多邊開發銀行的一方之間的分歧日益明顯。筆者一些同事認為，北方國家急於確保南方成員國對其在烏克蘭的戰略利益的支持，但卻沒有問它如何支持南方成員國的戰略利益，雖然這些戰略利益目前完全集中在經濟生存上。.有一種危險是，G20對CAF建議的裁決在方向上是正確的，但過於淺嚐則止，以至於無法及時帶來變革或增加資本，以防止災難的發生。CAF改革（尤其是在優化資產負債表方面）推進緩慢的一個理由是，世界銀行可能會失去其AAA信用評級。可以肯定的是，CAF的提議的確構成有風險的轉變。但是完全根據世界銀行或其他多邊開發銀行的健康狀況，來評估風險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危險。雖然這些銀行需要保持財政健康，但真正的風險是60個或更多的國家，可能會從經濟版圖上消失；數億人可能陷入極度貧困；這種經濟分化將加速，使我們不再是單一的全球經濟，而成為兩種經濟，但其中任何一個都不能離開另一個獨自繁榮。 本文作者 Gayle E. Smith為福布斯撰稿人，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